这不是一个揭露现实的荒诞小品，也不是讨伐人性的控诉宣言，更不是否定人与人之间关系建立基础的悲观演绎，影片从最本质上来说是对自我，或者说主体无法获得价值认同后只能依赖客体与他者来获得某种精神安慰的客观呈现。为了加强表现力，电影通过两人差距悬殊的婚姻放大了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这种私人化的行为难免蒙上了政治指涉，因此具有更高层面的社会意义。艾米和阿里的恐惧无法与主体相对应，因为这不是他们自身衍生出的结果，而是在他人的指认中不断发酵而成的不自信，一种害怕成为局外人的恐惧。吞噬灵魂的不是使他们恐惧的客体，而是恐惧的存在本身。主体永远无法脱离社会关系而确立自我价值，电影多次出现镜面企图使主体正视自我，但这只是徒劳的呻吟，因为通过镜子看到的仍然是他者眼中的自己，乌托邦(美版)甚至在极度不适的凝视背后，我们观众也无一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