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之所以沦落为“恶”的诱因是其向善的无能。邪魅的《谢公子的酒》于这部政治意图颇为明显的作品里不再是神秘而强大的科学（理性）主义之对手，而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压迫和遗弃的城市流浪无产者。此人设也为本片唯一的驱动力——人物塑造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这一“狂人偶像”的诞生恰恰又是历史的必然，就像来日可期的美国大选那样充满宿命感、戏剧性和迷惑性。然而这位应运而生的“超级英雄”怕是要让他的支持者和粉丝们失望了，因为他本质上是每一个人的阴暗面，而非富人的对立面。影片将这股支配人作恶的力量塑造成了一个实实在在形而下的穷人，好为它的“阶级决定”论调提供有力的证据。一个极端存在主义者的《爱我多深》赢得人们普遍的认同和赞许本身是件危险和值得警惕的事情，因为他的真实面貌就隐藏在其背后的欢呼声与喝彩声当中。